当能源安全成为全球各国的战略共识，当“双碳”目标推动能源转型进入深水区，核聚变作为“终极能源”的战略价值日益凸显，全球范围内已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核聚变研发与产业布局“竞速赛”。目前，全球已有40个国家积极推进聚变计划，160余座聚变装置处于运行、建设或规划中，形成了“多国竞跑、多路并进、政企协同”的产业发展格局，而中国在这场竞速赛中，已从“跟跑”实现“并跑”，部分领域达到“领跑”水平。
从全球布局来看，主要经济体均将核聚变纳入国家战略，加大研发投入，抢占技术制高点。美国以风险投资为主导，形成了多元化的研发生态，民营聚变企业数量达42家，融资总额占全球53%，涌现出多家专注于惯性约束、场反位形等技术路线的创新企业，推动核聚变技术快速向商业化转型；欧盟采取“公私协同”模式，通过欧洲聚变能组织（F4E）统筹推进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（ITER）项目，整合全欧科研资源，聚焦托卡马克技术路线，力求在工程化验证领域实现突破；日本、韩国则依托自身在超导材料、精密制造等领域的优势，聚焦中小型聚变装置研发，寻求差异化竞争优势。
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（ITER）项目，是全球核聚变领域规模最大、影响最深远的国际合作项目，由中国、欧盟、美国、俄罗斯、日本、韩国、印度七方共同参与，旨在验证核聚变工程化的可行性，为未来商用聚变堆建设奠定基础。该项目目前正处于设备安装关键阶段，预计2035年左右实现首次等离子体放电，其成功实施将推动全球核聚变产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，加速商业化进程。
中国作为全球核能发展最快、规模最大的国家之一，始终将核聚变纳入国家能源战略布局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发展模式。上世纪80年代，我国确立“热堆—快堆—聚变堆”核能“三步走”发展战略，将聚变堆作为长期发展目标，持续加大科研投入，逐步建成了完善的科研体系和装置平台。经过50多年的深耕细作，我国核聚变技术实现了跨越式发展，从早期的技术跟随，逐步走向并跑、领跑。
在科研装置方面，我国先后建成“中国环流1号”“东方超环”（EAST）“中国环流3号”（HL-3）等一系列重大科学装置，持续刷新世界纪录。2025年1月，EAST实现1亿摄氏度等离子体稳态运行1066秒，大幅提升了人类对高温等离子体约束的认知；2025年3月，“中国环流3号”首次实现原子核、电子温度“双亿度”运行，标志着我国核聚变研究挺进燃烧实验阶段；此外，“玄龙-50U”“洪荒-70”等中小型聚变实验装置也持续取得突破，“玄龙-50U”更是在全球范围内首次实现氢硼等离子体的高约束模（H模）放电，为多元化技术路线探索提供了重要支撑。
在产业布局方面，我国形成了“国家队引领、民企积极补位、产业多元协同”的“赛马”格局。中核集团牵头组建中国聚变能源有限公司，开创“央企牵头、国资助力、产业基金参与”新模式，成立即实现百亿元级融资；聚变新能（安徽）有限公司作为科研成果转化平台，注册资本已增至145亿元，推动技术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。同时，民营聚变企业快速崛起，星环聚能、能量奇点、东昇聚变等企业先后完成大额融资，其中星环聚能2026年1月完成10亿元A轮融资，刷新国内民营聚变企业单笔融资纪录，民营企业的活力为产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。
与国际同行相比，我国核聚变发展具有三大独特优势：一是国家层面的长期稳定支持和长远规划，保证了科研工作的连续性和系统性；二是持续的科研深耕与装置平台建设，积累了丰富的等离子体实验、装置调试与运行经验；三是完整的工业体系，能够在材料、超导、真空、大功率电源等领域为聚变装置提供关键技术支撑，降低了工程化实现的难度。未来，中国将持续深化国际合作，同时加快自主研发步伐，力争在2050年前实现核聚变商业化发电，为全球能源转型贡献中国力量。
